地下室手记

地下室人开篇便自称是个病人、心怀恶意的人、不讨人喜欢的人。他怀疑自己肝脏有病，却出于怨恨坚持二十年间不去求医，明知这只会伤害自己。他曾当过八等文官，以刁难前来办事的请愿者为乐，还曾因一名军官佩剑声响刺耳而与他斗气十八个月，直到对方不再佩剑作响。但他随即推翻自己的说法，承认连“恶毒”都算不上——他心里时刻清楚自己只是吓唬麻雀取乐，内里反而涌动着无数相反的情感，只是故意不让它们出来。他断言聪明人注定什么也成为不了，只有傻瓜才能成为某种人。他如今四十岁，靠一位远亲留下的六千卢布遗产辞去公职，蛰居在彼得堡城郊一间糟糕的房间里，明知彼得堡气候对他不利也不肯离开。最后他说，正派的人最乐意谈论的无非是自己，于是他便来谈谈自己。

地下室人提出自己的核心论点：过度的自觉是一种病。十九世纪有教养的人（尤其住在彼得堡这座最刻意为之的城市）所拥有的大量意识，远远超出人正常生活所需。正因为意识太多，他总是在最能感受“崇高与美”的时刻偏偏做出最丑的事，而且明知不该做。起初他为此痛苦挣扎，后来却渐渐相信堕落就是他的常态，并在深夜回到自己的角落时，从对自己劣行的尖锐意识中获得一种隐秘的、可耻的享受——享受正来自清醒地知道自己已经无可救药、不可能变成另一个人。他坦白自己自尊心极强，多疑易怒，甚至挨一记耳光也能从中找到绝望的享受。最糟的是无论怎样看，最有错的总是他自己：因为他自视比周围所有人都聪明，一辈子不敢直视别人的脸；即使他有宽宏大量，也因施害者出自“自然法则”而无法原谅；而他又永远下不了决心去复仇——为什么下不了决心，他要专门说明。

地下室人对比两类人：懂得复仇的直接行动者像公牛一样埋头冲向目标，遇到石墙便真心实意地停住，把墙当成安慰；而自觉敏锐的人在他的反衬下真的把自己看作老鼠。这只“老鼠”受辱后也想复仇，但因意识过度，他不信自己复仇的正义性，反倒在怨恨周围堆起无数疑问和琐屑的卑劣念头，最后只能挥手作罢，带着假装的轻蔑爬回地下洞穴，在四十年的冷毒怨恨中反复咀嚼受辱的细节，甚至编造更屈辱的情节折磨自己；偶尔报复也只是从炉灶后面偷偷摸摸做些小事，明知自己受的苦比对方多百倍。接着他指出，直接的人面对的那堵石墙就是自然法则、数学结论、二二得四——人家证明你是猴子的后代、证明一滴自己的脂肪比十万同类更珍贵，你就得接受。但他拒绝仅仅因为墙是石墙、自己无力撞破就与它和解；他宁可咬紧牙关沉入无所事事的惰性，在连怨恨对象都找不到的隐痛里煎熬。

地下室人以牙痛为例，论证痛苦中也有享受。他曾牙疼整整一个月。受教育的十九世纪人的呻吟不是粗人的直率呻吟，而是恶意的、带颤音和花腔的表演：他明知呻吟毫无用处，只是在白白折磨自己和别人，明知家人听众厌恶他、看穿他故意作态，却偏要如此。这种享受来自清醒的屈辱意识——知道自己对疼痛毫无办法，是牙齿的奴隶，连惩罚的对象都不存在，剩下的只有打自己或捶墙。于是他干脆向全家宣告：我不再装英雄，就是个讨厌的骗子，你们都睡不着才好，我偏让你们每分钟都感到我牙疼。在这一切自知之明与丢脸之中，正藏着一种淫欲般的快感。他最后反问：一个能在自辱中寻找享受的人，怎么可能尊重自己？一个能如此敏锐觉察的人，还能尊重自己吗？

地下室人进一步坦白：他那些痛悔、流泪、发誓改过的时刻其实全是装出来的，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是真是假；他常常无缘无故地故意生气、硬把自己弄成真的生气，还曾两次硬要自己去恋爱，嫉妒、痛苦一应俱全——这一切都是因为闲极无聊，因为惰性压倒了他。他由此得出结论：自觉的直接果实就是惰性，即有意识地袖手不动；而行动者之所以能行动，恰恰因为他们愚蠢，把次要原因当作根本原因，便心安理得。他则相反，每找一条根本原因就牵出更根本的一条，直到无穷。以复仇为例：行动者因信正义而动手，他看不到任何正义，只有怨恨，而怨恨经意识的化学作用又自行分解，最后连该恨的对象都找不到，如同牙痛，无人可怪罪。即便放任感情去爱去恨，后天一早他便会因明知自欺而鄙视自己。结果是肥皂泡和惰性——聪明人一辈子不能开始也不能完成任何事，空谈竟成了他唯一的天职。

地下室人幻想：假如他一无所成仅仅是因为懒惰，他倒会尊重自己了，因为“懒汉”至少是一个明确身份、一种职业。他认识的人里有一位终生以品评拉菲酒为荣，带着胜利者的良心安然死去，他认为这人做得完全正确。于是他也曾为自己设想一个职业：做个有“崇高与美”情怀的懒汉兼饕餮，遇事便举杯致敬一切崇高与美，往酒杯里滴一滴眼泪再一饮而尽，在无可争议的垃圾中也能找出崇高与美来。谁不敬重他，他就纠缠谁。他会活得安逸，死得体面，养出浑圆的肚子、三层的下巴和红宝石般的鼻子，人人见了都会说：这是个有分量的实在人。在这个否定的时代，能听到这样的话真是惬意。

地下室人正式向理性利己主义开战。有人宣称人作恶只因不懂自己的真正利益，一旦开蒙就会趋善避恶——他斥之为天真：千百万事实表明，人明知利益所在，仍故意抛开坦途、执意走艰险荒谬之路。他进而指出，智者们从统计数字和政治经济学公式里编制的人类利益清单，恰恰漏掉了一项无法归类的“最有利的利益”，即自由任性的选择本身；为此人宁可违背理性、名誉、安宁和一切利益。他又反驳巴克尔“文明使人温和”之说：十九世纪血流成河——拿破仑、北美内战、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文明只增强了人感受的多样性，最文明的绅士恰是最精巧的屠夫，连克里奥帕特拉用金针扎女奴取乐的乐趣今天也以更卑劣的方式延续。他预言：即使科学把人的一切行为算尽、编成对数表、建起“水晶宫”，也必有个面带嘲讽的人出来叫大家把理性主义踢翻，而且一定会有追随者——因为人在任何时候都宁愿按自己的选择行事，而不按理性和利益的指使。

面对“自由意志终将被科学证伪”的反驳，地下室人设想：一旦欲望被数学公式解释清楚，人反而会立刻不再想要任何东西——谁愿意按表格选择？那时人就变成了管风琴的栓子。他申明立场：理性只是理性，只满足人的理性一面，而意志是整个生命的表现，哪怕这种表现往往毫无价值，那也毕竟是生活而不是开平方根。因此人会故意、有意识地要对自己有害的蠢事，只为保住随意愿望的权利，保住人格与个性这个最宝贵的东西。他给人类下定义：人是忘恩负义的两足动物，最大的毛病是从大洪水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一贯的道德歪斜；历史上从不缺少理智高尚的圣贤，可他们迟早会做出怪诞丢脸的丑事。他断言：就算把人溺死在幸福里，只让他睡觉、吃蛋糕、繁衍后代，他也会出于纯粹的恶意制造混乱、宁可发疯，只为向自己证明他是人而不是钢琴键；而二二得四无需他的意志也成立，所以那根本不叫自由。

地下室人反问那些想按科学与常识改造人类的人：你们凭什么断定人的癖好需要改造、改造一定有益？他提出自己的观察：人是富有创造性的动物，注定要不停地开辟新路，但人爱的是筑路的过程而非目的地，因为到达终点就意味着无事可做——公式般的确定性不是生活，而是死亡的开始。蚂蚁满足于蚁冢，世代不改，值得称道；人却是轻浮的矛盾体，像棋手一样迷恋棋局本身，造好的大厦宁可留给蚂蚁和绵羊去住。他宣称二二得四这种数学确定性令人无法忍受，是个叉腰挡道、朝人吐口水的傲慢家伙，而二二得五有时也是迷人的东西。他还质疑“唯有幸福有益于人”的成见：人同样酷爱苦难，有时正是苦难与毁灭给了他快意；苦难是意识的唯一根源，而意识虽被他称为最大的不幸，却是人绝不肯拿去换任何满足的东西——有了意识，至少还能抽打自己，总比什么都做不了强。

地下室人正面表白对“水晶宫”的抗拒：他怕它恰恰因为它是水晶造的、坚不可摧，而且你永远无法偷偷对它吐舌头。他举例说，鸡舍能避雨，他会钻进去，却不会因感激就把鸡舍称作宫殿；若有人认定活着只为躲雨，那他偏认定该住大厦。除非改变他的欲望、给他另一个理想，否则他不接受任何妥协，不把租期千年、门口挂着牙医招牌的经济公寓楼当作欲望的冠冕。只要活着且有欲望，他宁可手枯萎，也绝不为这种建筑添一块砖。他随即修正自己：他怨恨水晶宫并非因为爱吐舌头，恰恰相反，他恼恨的是你们造的一切大厦都逼得他想吐舌头；假如真能安排得让他彻底不想再吐，他甘愿为此割掉舌头。他怀疑自己被生造成这样，难道只为得出“一切构造都是骗局”的结论，他不相信。末了他自嘲：地下室人该被严加管束，因为他在地下闷坐四十年后一旦开口，就没完没了。

地下室人先作总结：什么都不做更好，有意识的惰性更好，地下室万岁——随即又推翻自己，承认这仍是撒谎，他渴望的是另一样他说不出、找不到的东西；他甚至承认刚才写下的东西自己一句也不真信，或者说边信边怀疑自己在撒谎。他接着虚构读者的责难：他嘴上放肆、骨子里胆怯，以逻辑乱麻解决人生问题，炫耀自觉却心灵污浊，全是谎言——而这些责难也是他自己编出来的，四十年来他一直隔着地板缝偷听。他申明这些自白永远不会印给任何人看，“诸位”只是假想的听众。他要做一个实验：人能否对自己完全坦诚而不被全部真相吓倒；他同意海涅的看法——连卢梭的《忏悔录》也因虚荣而撒谎，但他声称只为自己而写。他写作不设章法、随想随记，一个直接动机是想借笔摆脱几天前涌上心头、如恼人曲调般纠缠不休的一段早年回忆。窗外连日下着湿漉漉的脏雪，他想，正是湿雪勾起了那件往事——于是这将是一个因湿雪而讲的故事。

地下室人二十四岁时在机关任职，孤僻自卑又极度虚荣，与同事格格不入。一夜他路过台球房，因挡路被一名高个军官一声不响地抓住肩膀挪到一旁，对方连看都没看他。他觉得受了奇耻大辱，却因害怕在场众人嘲笑他用文绉绉的语言抗议而忍气退走。此后数年他怀恨在心：暗中打听军官的姓名住址，写讽刺小说投给《祖国纪事》却被退稿，又拟了一封暗示决斗的挑战信，最终没有寄出。

后来他想出一个报复办法：在涅瓦大街散步时绝不再给对方让路。为此他预支薪水买黑手套和帽子，卖掉浣熊领、向上司安东·安东内奇借钱换上海狸领，精心装扮。几次迎面相遇他都在最后一刻退缩让开，甚至失足跌倒在军官脚边。直到他决定放弃计划的那个傍晚，他闭目直撞上去，与肩擦肩碰个正着，一步未让。军官装作没察觉，他却认定自己维护尊严、与对方平起平坐，心满意足地回了家。

放荡过后地下室人总有悔恨袭来，他唯一的解脱是躲进“崇高与美”的白日梦：幻想自己是胜利者、诗人、慷慨的富翁，原谅所有人。这种英雄幻想恰是他在泥沼中自甘堕落的遮羞布，两者互为调味。然而做梦最多撑三个月，他便忍不住要接触活人。他唯一的固定熟人是上司安东·安东内奇，每逢其周二会客日，他便去坐上四小时，默默旁听众人谈俸禄与升迁，以此消解拥抱全人类的冲动。

此外他还与老同学西蒙诺夫偶有来往。西蒙诺夫性情平和、为人正派，但似乎厌恶他提及学生时代。一个周四，安东·安东内奇不待客，耐不住孤独的地下室人明知不受欢迎，仍爬上四楼去敲西蒙诺夫的门——两人已近一年未见。

地下室人在西蒙诺夫家遇见老同学费尔菲奇金和特鲁多柳博夫，三人正凑钱为即将外调的军官同学兹维尔科夫办饯行宴，对他态度冷淡。兹维尔科夫在校时因继承二百农奴而趾高气扬，地下室人从学生时代就恨他。听说三人在巴黎饭店订了次日晚五点的饭局，地下室人不顾众人阻挠，执意凑份子加入，西蒙诺夫只得记下他的名字。西蒙诺夫又尴尬地催问份子钱，地下室人这才想起自己还欠他十五卢布，被主人下逐客令后愤然离去。

他明知不该去，却断定自己必去，尽管全部家当只有九卢布，还欠着仆人阿波罗的工钱。当晚他忆起学生时代的屈辱：靠苦读压过同学的嘲笑，唯一一次交友却以折磨对方告终。次日他提前溜出机关，反复擦拭皮靴，为裤膝上的黄斑懊恼不已，傍晚五时咬牙躲开等工钱的阿波罗，花掉最后半个卢布乘雪橇赶到巴黎饭店。

地下室人准时五点赶到，却被告知宴席改在六点，西蒙诺夫忘了通知他，他在侍者面前干等一小时，备受屈辱。众人到齐后，兹维尔科夫以居高临下的客套招呼他，席间又盘问他的职位与微薄薪金，费尔菲奇金等人轮番讥诮。地下室人借酒发作，起身致辞，当面宣称憎恨空话与浪荡，影射羞辱兹维尔科夫，又向费尔菲奇金提出决斗，反招哄堂大笑。

此后众人移到沙发上开怀畅饮，无人理他。他偏不离席，在桌边与炉火之间来回踱步整整三小时，故意跺响皮靴想引人注意，却彻底被无视。散场时他终于认输，向兹维尔科夫等人赔罪求和，换来一句“你侮辱不了我”的蔑视。众人动身前往妓院，他抓住落在最后的西蒙诺夫死缠硬借到六卢布，发誓追上去：要么他们跪求他的友谊，要么他当众扇兹维尔科夫一记耳光。

地下室人乘雪橇冒雪追赶，一路在脑中排演复仇：进门就扇兹维尔科夫耳光，逼他决斗；若对方拒绝，他就在驿站当众撕扯厮咬，哪怕为此丢官、坐牢、流放西伯利亚，十五年后还要持枪寻仇再宽宏饶恕。他明知这套剧本全抄自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小说，羞得中途下车，却仍催促车夫赶路，认定这一耳光已无可避免。

赶到那家以帽店为幌子的妓院，众人却早已散走，只剩老鸨。他如蒙大赦，又怅然若失。这时进来一个叫丽莎的姑娘，神情严肃而纯真。他镜中瞥见自己憔悴可憎的面孔，反而高兴：他乐意在这个姑娘面前显得令人厌恶。

凌晨两点，地下室人在丽莎房中醒来。丽莎二十岁，里加人，到这家妓院才两周。他先以昨日所见一具从窑子地窖抬出的棺材打开话头，恶狠狠地预言她的下场：姿色逐年贬值，欠债无法脱身，层层沦落，最终病死、葬进积水墓穴，无人记得。丽莎嘴硬顶撞，他却越说越激动。

随后他换了温情腔调，大谈家庭、父母之爱、夫妻相守与孩子的天伦之乐，劝她趁年轻脱离火坑。这番劝诫半是卖弄言辞、操纵一个年轻灵魂的快感，半也夹杂真情。丽莎被打动，却只是轻声讥他“说话像书本”。这句讽刺刺痛了他的虚荣，他未察觉那是她掩饰感动的自尊，只暗暗恼恨。

地下室人继续向丽莎描述妓女生涯的全部恐怖：青春转瞬即逝，债越欠越深，被老鸨辱骂、同伴排挤，最终像他在干草市场见过的那个元旦被赶出门、遭车夫毒打的女人一样烂在街头，死后无人收殓、无人祭奠。他把自己说得喉头发哽，丽莎则伏枕恸哭，咬破手掌。他达到目的后反而恐慌，慌忙穿衣想逃。丽莎惊醒，扑过来却又不敢碰他，只低头啜泣。

他留下住址请她来找自己，丽莎应允。临出门她跑回去取来一封医科学生写给她的情书，羞涩而得意地给他看：那是几天前舞会上旧识写的，证明她也曾被人真诚、体面地爱过。他无言地握了握她的手，冒雪步行回家，疲惫不堪，隐约意识到一个令他厌恶的真相。

次日醒来，地下室人先懊悔昨夜对丽莎的多情，更急于挽回在兹维尔科夫和西蒙诺夫面前的面子。他向上司安东·安东内奇借来十五卢布，随即给西蒙诺夫写了一封措辞潇洒的信，附还六卢布，把昨夜的失态全推给不惯饮酒——尽管他清楚自己赴宴前滴酒未沾。信发出后他自觉脱身，得意不已。

唯独丽莎可能登门这件事挥之不去：他怕她看见自己的穷酸住处和仆人阿波罗的轻慢。几天过去丽莎没来，他渐渐安心，甚至做起教化她、被她爱慕的美梦。与此同时，他故意拖欠阿波罗的工钱想杀其威风，老仆人却以无声的盯视和长叹反制，逼得他暴怒，扬言不给钱、要去叫警察。正闹得不可开交时，门开了——丽莎站在门口，时钟敲响七点。

丽莎在最狼狈的时刻撞见地下室人：他穿着破旧睡袍，正对仆人撒野。他语无伦次地掩饰贫穷，把攥了多日的七卢布塞给阿波罗求他去买茶，又当着丽莎歇斯底里地哭喊要杀了那个“折磨者”。羞耻化作对丽莎的怨毒，他故意沉默五分钟让她难堪，随即爆发：那晚的温情全是嘲弄，他本是去妓院找军官报仇未逞，才拿她出气；他要的只是权力、羞辱别人的快感，并且永远不会原谅她看见自己的贫穷与眼泪。

丽莎脸白如纸，却从这场残忍的自白中听出了他自身的不幸。她突然扑上来抱住他痛哭，他也止不住地嚎啕，伏在沙发上抽泣了一刻钟。平静后他抬起头，羞耻又燃起占有与报复的欲望，紧紧抓住她的手；她惊惧一瞬，随即热烈地拥抱了他。

一刻钟后，地下室人又开始烦躁地踱步，隔着屏风窥视蜷缩在床边哭泣的丽莎，只盼她快走，好让自己重回地下室的安宁。丽莎收拾衣物向他道别，他跑上前掰开她的手塞进一张五卢布钞票——他自认这是出于恶毒的最后侮辱。丽莎走后，他在桌上发现了那张被放回的钞票，没料到她会拒收，顿时发狂般披衣追出去。雪夜街头空无一人，他在路口停住：追上去忏悔，明天难道不会重新恨她、折磨她吗？他转身回家，此后再未见过丽莎，也未听到她的消息。

当晚他在剧痛中自我开脱：让丽莎永远记住这屈辱，或许比廉价的幸福更能净化她；他又自问，廉价的幸福与崇高的苦难究竟哪个更好。多年后他仍视之为丑恶的回忆，并就此搁笔：他不过是把常人不敢做尽的事做到了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