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保尔·柯察金因在神甫家的复活节面团上撒了烟末而被学校开除。母亲托人把他送到车站食堂做杂役，每天从清早干到深夜。他目睹了食堂底层社会的混乱：厨子们酗酒、伙计们偷窃、女工们被欺负，堂倌普罗霍尔仗势欺人。在食堂干了两年，保尔看尽了社会的黑暗。哥哥阿尔焦姆在机车库当钳工，得知保尔在食堂被欺负，狠狠教训了普罗霍尔，又通过熟人把保尔安排到发电厂去当学徒。保尔离开食堂时感到一种莫名的解脱。

保尔在发电厂当司炉助手，生活比食堂清闲了许多。沙皇被推翻的消息传到小城，人们既兴奋又困惑。德军入侵，哥萨克驻军在小城烧杀抢掠。一天晚上，发电厂来了一个借宿者——水兵朱赫来，他是当地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朱赫来在保尔家住了八天，给保尔讲革命的道理，让保尔第一次明白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朱赫来离开后不久，保尔从一个顽皮孩子手里抢了一支德国中尉的毛瑟枪。中尉带宪兵搜查全城，保尔把枪藏到了破砖窑里，心惊胆战地逃过了搜查。在律师家花园里，保尔第一次见到冬妮亚·图曼诺娃，被她那乌黑的辫子和蓝色的眼睛吸引。他鼓起勇气与冬妮亚搭话，两人在池塘边有了初次交往。

保尔和冬妮亚的交往越来越亲密。冬妮亚被他与那些少爷们完全不同的气质所吸引。保尔向冬妮亚坦白了自己偷枪的事。两人一起到湖边钓鱼、散步，纯真的初恋在两人心中萌发。一天，保尔到冬妮亚家，她的好友莉莎告诉冬妮亚，镇上开始搜缴枪支，并提到一个德国中尉丢枪的事。保尔假装不经意地问了几句，随后离开。他连夜把藏在砖窑里的枪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与此同时，阿尔焦姆被德军强迫去当机车司机，途中和工友们杀死押送的德军后逃走了。保尔在冬妮亚的图书室里看到了从未接触过的书籍世界，两人感情日深。然而好景不长，朱赫来被捕的消息传来，保尔焦急万分。

德军在城内大肆搜捕布尔什维克。朱赫来在街上被彼得留拉匪兵认出并押走，保尔在路口看到后，毫不犹豫地扑上去袭击押送兵，与朱赫来一同击倒匪兵，放走了朱赫来。保尔自己却被一个告密的阔少维克托举报，当晚被捕入狱。他被关在阴暗的牢房里，受尽拷打，却坚不吐实。狱中他结识了多位难友，包括沉默寡言的红军战士、博学的地下党员谢廖沙等。一星期后，彼得留拉匪军上层人物要来城里视察，城防司令官糊涂地把保尔当作普通犯人释放了。保尔直到走出监狱，都不敢相信这样的好运。得知阿尔焦姆已经回来，但他不敢回家——整座城已经是白军的天下。他遇到冬妮亚的哥哥，来到冬妮亚家。冬妮亚含泪拥抱了他。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个晚上，保尔告诉冬妮亚他要去参加红军。冬妮亚虽有不舍，却没有阻拦他。第二天凌晨，保尔告别冬妮亚，踏上了寻找红军的路。

保尔参加了红军，成为科托夫斯基骑兵旅的一名战士。他作战勇敢，冲锋在前，战友们都很喜欢这个瘦高个、眼睛明亮的年轻战士。一年后他加入了共青团。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师长牺牲，保尔对敌人的满腔仇恨使他在战场上更加无畏。然而在另一次战斗中，一颗炮弹在他附近爆炸，霰弹击中了他的头部，他当场失去了知觉。昏迷十三天后，保尔在医院里恢复了意识，但右眼永远失明了。主治医生惊叹于他顽强的生命力。保尔从医生和自己的感觉中得知，自己身上留下了永久的残疾，但他没有因此消沉。出院后他只有一只眼睛能视物，头骨里的弹片时时作痛，但他坚持要求归队。

保尔回到小城休养。他写信给冬妮亚，告诉她自己在红军中的经历和感受，表达了自己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冬妮亚回信，语气中透着怀疑和疏远。保尔意识到两人之间的差距已经开始显现——他把自己完全交给了革命，而冬妮亚留恋的是旧式的安逸生活。他去看望冬妮亚时，冬妮亚正和一帮资产阶级少爷小姐在一起。保尔劝她一起参加革命工作，冬妮亚犹豫不决。省委派保尔参加一个培训班，他离开了小城。几个月后，保尔在省城见到冬妮亚，两人终于彻底决裂——冬妮亚嫌弃保尔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不像从前那样对她温柔体贴；保尔则厌倦了她的庸俗和小资产阶级情调。保尔心中初恋的火焰就此熄灭。

保尔到省党委报到。他被派到肃反委员会工作，与朱赫来重逢。肃反工作严峻而紧张，但保尔的身体已经不止一次发出警告——旧伤常常让他头痛欲裂。省委得知他在筑路工地上拼命的往事，又了解到他身体的实际状况，决定把他调到铁路工厂去担任共青团书记，同时让他休整。保尔到了工厂，在青年中开展工作，组织团课、动员生产，很快就得到了工人青年的信任。他的朋友们包括助手杜巴瓦、码头工人潘克拉托夫、快活的奥库涅夫，以及对保尔产生好感的省团委委员丽达·乌斯季诺维奇。

群众大会在铁路俱乐部举行。省委和团省委大多数人主张建设骨干队伍参加政治教育，有人提出了把全省四分之三的团员输送上去的动议。保尔因身体原因服从组织安排，被派到省团委新组建的铁路工厂团委工作。在茨韦塔耶夫代替他担任工厂团委书记后，保尔一度被当作"反对派"。朱赫来在省党委的会议上严厉批评了压制不同意见的作风，保尔才得以回到工作岗位上，但他坚持不在领导岗位上与茨韦塔耶夫争权。丽达·乌斯季诺维奇与保尔在工作之外开始了一个政治学习小组，两人隔周见面，保尔认真学习《资本论》等著作。一位领导发现他们在深夜单独学习，建议保尔保持谨慎，此后保尔开始疏远丽达。关于托洛茨基的争论逐渐在党内蔓延，保尔站稳了立场。

保尔被博亚尔卡森林铁路的筑路工程征调，任第五工程队队长。深秋的泥泞中，他在寒风里只穿着单薄的衣服，带领共青团员们日夜不停地伐木、铺轨。朱赫来给工地送来了物资和一支毛瑟枪作为礼物。各队之间展开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保尔率领的小队走在最前列。激烈的竞赛吸引了潘克拉托夫等老对手，他们也不甘落后。土匪袭击了工地，切断了电话线，保尔指挥工友们持枪还击。暴风雪袭来的那一夜，保尔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寒冷和疲惫。他一直发烧，却瞒着所有人继续上工。

暴风雪终于过去了。保尔在筑路工程接近完成时染上了伤寒。他倒在了工地上，被工友们抬上了回家的火车。在火车上，他被误认为已经死去。消息传回省城，所有人都以为保尔牺牲了，丽达在日记中悲痛地记录了这个消息。但保尔并没有死。他在家乡母亲的照顾下奇迹般地战胜了伤寒，在一个初春的日子苏醒了过来。春天到来时保尔已经能够下地走动了，但他的脊椎旧伤开始发作。保尔决定回基辅。他去看望了哥哥阿尔焦姆，发现阿尔焦姆已经与他并不美丽的斯捷莎结了婚，入赘到一个农民家庭。保尔为哥哥深陷小资产阶级的泥淖而感到深深的惋惜。他独自走到烈士墓前，在那里留下了关于生命意义的著名思考——"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别过母亲，保尔回到了基辅。

保尔回到基辅，发现战友们大多以为他已经死了。他在潘克拉托夫家过了第一夜，听到了许多变化。扎尔基和杜巴瓦上了共产主义大学，托卡列夫在索洛缅卡当区委书记。保尔到团省委报到，遇到了形式主义的登记分配部部长图夫塔。在战友们的帮助下，保尔恢复了团籍，回到了铁路工厂当电工。奥库涅夫给了他两个月的时间休整。保尔在工厂车间里带头搞卫生，发动团员整顿劳动纪律，用事实教育了青年们——有一次中修车间的菲金故意损坏了贵重的美国钻头，茨韦塔耶夫为首的团委企图包庇，保尔在会上以详实的考勤数据揭发了纪律松弛的严重性，坚决主张开除菲金。这次冲突使保尔和茨韦塔耶夫的关系更加紧张。保尔说服了奥库涅夫和托卡列夫，继续在车间做普通工作，同时坚持学习。

保尔被委以重任，带上组织关系前往边境小镇别列兹多夫。他在那里担任第二军训营政委，同时兼任刚成立的团区委会代理书记。他与边防军营长加夫里洛夫一同巡视国境线，了解了边界上的走私、土匪和特务活动。他发现镇上居民过着闭塞的、受富农和教士双重蒙蔽的生活。保尔和当地的布尔什维克、团干部一起，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展开工作：丈量土地以平息两村之间的地界械斗，建立农村团支部，组织妇女代表会，动员青年学习文化和革命道理。团区委一共只有三个人，但保尔凭着一架手风琴、一颗真诚的心，把边境村庄的年轻人团结到了共青团周围。他还替两个被国家保安部误抓的共青团员说情，巧妙地把一桩乌龙事件变成了青年人的教育课。警察局追捕土匪安托纽克时，保尔也积极参加。

保尔的生活迎来了新的波澜。团区委里的拉兹瓦利欣是一个追求刺激的冒险家，他企图对妇女部长莉达不轨；莉达出于顾全大局忍了下来，但保尔后来得知真相后在常委会上坚决要求开除拉兹瓦利欣。边境线上的生活紧张而充实：保尔骑马、巡逻、开会、训练，他的身体也在这种情况下悄悄恶化。尽管膝盖开始作痛、旧伤时常来找麻烦，他始终拼在最前面。在各村大力开展反宗教宣传、建立俱乐部的同时，保尔也击退了利西岑所说的"内部敌人"。在党内开展的关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中，保尔与积极分子的立场毫不动摇，在辩论会上回击了反对派的攻击。在他的影响下，他周围的大批共青团员也站稳了立场。

市党代会围绕着托洛茨基反对派展开激烈辩论。塔莉亚·拉古京娜、潘克拉托夫、杜巴瓦等人先后发言。杜巴瓦彻底站到了反对派一边，坚持主张托洛茨基的"青年是晴雨表"论，攻击党的机关"官僚化"。潘克拉托夫针锋相对地驳斥了反对派的观点，回顾了托洛茨基与布尔什维克的分歧史。最终全会以压倒多数否定了反对派。杜巴瓦虽然嘴上强硬，但人心尽失。列宁逝世的噩耗传遍全国。在舍佩托夫卡机车库，工人们举行了追悼大会。阿尔焦姆、勃鲁扎克、波利托夫斯基等三十七名工人当场申请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波利托夫斯基和阿尔焦姆老泪纵横，分别走上了讲台，以纯朴的语言表达了继承列宁事业的决心。

全俄共青团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幕。保尔作为乌克兰代表出席，在会场中意外地与丽达重逢。两人都以为对方已不在人世。在大会间隙，保尔向丽达解释了当年中断友谊的原因——他受了小说《牛虻》中革命者独身主义的影响，错误地用冷淡处理了对丽达的感情。丽达告诉他，她已有了一个和睦的三口之家。保尔虽然失落，但坦然接受了这个结果。他给丽达讲了杜巴瓦堕落为托派分子的经过：杜巴瓦在党内搞两面派，被妻子安娜揭发并分手，最终被开除出党。会后保尔来到哈尔科夫，撞见杜巴瓦与一个轻浮的女人同居，杜巴瓦已经彻底自暴自弃。保尔抑制住了动手的冲动，痛心地离去。两年里，保尔拼命学习，读完《资本论》第三卷，同时以顽强的毅力完成各项工作。他因健康恶化接到医疗委员会的通知，需要长期休养。临行前，他卷入了一场关于生活道德的激烈冲突——专区国民经济处长法伊洛侮辱女同事科罗塔耶娃，保尔用凳子打伤了他的头。党的法庭上，保尔被宣布无罪，法伊洛被开除出党。保尔随后前往克里木疗养。

在克里木的迈纳克疗养院，保尔遇见了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者。他与德国工人埃勃涅同住一室，与老布尔什维克列杰尼奥夫成了棋友，与拉脱维亚女党员玛尔塔·劳琳成了好友。在这里，他第一次了解到党关于农业集体化和改造农村的重大决定。一个月后，保尔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医生禁止他下床行走。他收到了母亲来信，信中提及一位在港口居住的老朋友。保尔顺路造访了丘察姆家，卷入了这个家庭的悲剧：父亲丘察姆是一个自私粗暴的小市民，把妻子和两个女儿（廖莉娅和达雅）压得喘不过气来。保尔与老头子在茶桌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他在与达雅的长谈中了解到这个十八岁姑娘的梦想——她对革命、共青团几乎一无所知，被父亲管得死死的。保尔决定帮助她们姐妹冲破牢笼，与达雅约定通信并定期联系。

保尔到哈尔科夫向阿基姆要求恢复工作，但被送到中央委员会机要科试用了两个月。他的身体根本无法承受坐班的工作：手脚麻痹、发烧、经常迟到。阿基姆无奈地把他调来调去，但结局都一样——保尔又一次被送进了医院。他不肯领抚恤金，坚决要求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中央机关刊物的编辑部给了他一次机会，但他的文章因为文化不足被驳回。保尔没有放弃。他再次来到丘察姆家，这一次他以更有力的姿态领导了丘察姆家的"家庭革命"——让母女三人与老头子分开过。保尔租了一间小厢房住下，与达雅的感情越来越深。在一个深夜的海边公园里，保尔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他一度把勃朗宁手枪对准自己，但最终战胜了自杀的念头）后，正式向达雅求婚。他对她说，两人的结合将使她在革命的帮助中成长为真正的共产党员。达雅答应了他。然而病魔的侵袭一刻也没有停止：保尔的双腿彻底瘫痪了，随后右眼开始发炎、左眼也被感染——他彻底失明了。在黑暗中，他通过母亲和达雅为他读报、通过收音机里的广播，继续学习。达雅在他的帮助下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当选为市苏维埃委员。保尔则开始辅导青年党员政治学习小组，并谋划着用另一种方式为革命工作——文学创作。

保尔和达雅到了莫斯科。经过一年半的治疗，他在接受甲状旁腺切除手术时三次濒临死亡，但都挺了过来。出院后，他拒绝了再做手术的建议，决心走文学创作的道路。在一间简陋的屋子里，保尔开始创作中篇小说《暴风雨的儿女》，描写科托夫斯基骑兵师的故事。他用硬纸板挖出格子来帮助自己写字，每天工作八个小时。前三年寄出去的手稿在邮寄途中丢失，给了他沉重的打击。他在列杰尼奥夫的鼓励下重新从头写起。邻居加莉亚做了他的"秘书"，帮他听写和抄写稿件。小说终于完稿，寄往列宁格勒。在焦灼的等待中，保尔做好了失败的准备。然而州委发来了电报："小说备受赞赏，即将出版，祝贺成功。"铁环被砸碎，保尔用新的武器——文学，重新回到了战斗的行列。